1月12日，一部影片在全國院線悄無聲息地上映了。在一堆明星陣容、金牌宣發的影片裡，它太不起眼了。
片子叫《夜幕將至》，講的是一個在大城市沒掙到什麼錢的山西年輕人的返鄉之旅，故事聽起來也不算驚心動魄，但看過的人、尤其是漂流在外的人，多會覺得它真實的像是一面自己的鏡子。影片獲得了“第六屆平遙影展的最佳影片”，這大概就是它的最大噱頭了。路演也只有導演菅浩棟一個人跑，“拮据”二字寫在臉上，堪稱史上最寒磣路演團隊。
最初把這部影片推薦給“後浪研究所”的，是一位人在北京的創業者，山西人，他言辭懇切地告訴我，他是被導演的故事徹底打動了，義務幫他宣傳。後來，我才知道，不少人都是提前看片後，自發幫導演菅浩棟尋求報道，好讓更多人看到這部電影。
菅浩棟是誰，爲什麼他能獲得一波“自來水”？或許，《夜幕將至》的一場首映，可以從側面說明這些。
35歲的菅浩棟畢業於山西大同大學採礦系。2023年12月，他在母校大同大學舉辦了一次《夜幕將至》首映。學校的黨委書記在映後說，菅浩棟拍電影講的是一個故事，但是菅浩棟拍電影本身是另外一個故事。學校也想借此鼓舞這羣迷茫的二本學生，學什麼專業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在大學裡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菅浩棟確實是在大學找到了他對電影的熱情。上大學的時候，菅浩棟第一次在大銀幕看完《貧民窟的百萬富翁》，從此，他的日常樂趣從玩遊戲換成了拍DV，還創辦了一個電影協會。
但是，一個農村出身的工科生堅持要成爲一名導演，按照當下的情形，多半是要被考研名師張雪峰罵醒的。
2013年畢業後，菅浩棟也確實沿着父輩的老路，選擇山西的一座煤礦，成爲一名礦工，下到500米深的地下挖煤。休息的間歇，就着煤灰迅速往嘴裡塞一口火腿腸，然後繼續在漆黑的煤層間掘進，“就是幹，就是掘進。”他說。
掘進隊裡，他是最聽話的那個人。他忍耐一切，爲的是“給人幹好，賺了錢，拿錢走人。”
2015年，菅浩棟用挖了一年煤積攢的5萬塊錢，拍完了自己的第一部獨立電影《光盲》，一個少小離家的盲人在年老之後回到故鄉的故事。
父母嘴上不同意兒子放棄國企煤礦的工作，卻身體力行幫他籌備新電影。他們從村裡的麻將桌上拉村民來當演員，負責全劇組的一日三餐。
村民說，這家人瘋了，瞎折騰。
菅浩棟的母親始終護着自己的孩子。她說，年紀輕輕活得安逸就不是年輕人了，咱就折騰出個名堂來。《光盲》開機的時候，母親穿着紅衣服，上了三炷香，“祝我兒子夢想成真”。
拍完《光盲》，他帶着這部長片來到北京，敲開了電影圈的大門。一個出身平凡的人勇闖文娛圈的方式只有一種，那就是埋頭苦幹。
菅浩棟在劇組做副導演、錄音師，一年最多賺了5萬，勉強夠租房吃飯。5年過去，菅浩棟仍舊沒有存款，租的房子越來越偏，從五環搬到通州，再從通州搬到燕郊，直到有一天，他的行李被粗暴地丟在了樓道里。
那天，他正在山西老家爺爺的葬禮上。親人離世，父母老去，三十未立，巨大的危機感和迷茫向他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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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浩棟說，作爲一個導演，走出迷茫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斷地寫，不斷地拍。於是，他花了半個月的時間寫出了《夜幕將至》的劇本。故事講述了一個年輕人返鄉奔喪途中遭遇故鄉對他的種種追問和試探。
《夜幕將至》劇照
劇本的開篇就是一句反問：我知道這個世界我無處容身，只是你憑什麼審判我的靈魂？
這一次，他奔的是上院線，完成一個電影的閉環，他說，“我已經拍過一個獨立電影了，我不能說（總是）拍完自己給自己看，它沒有一個出路……我又不是富二代，自己一直花錢拍。”
這就意味着，從劇本立項、拍攝、後期、再到送審，層層流程走完，至少得花3年時間。3年還是最快的。
爲了達到院線標準，他四處借錢，租了專業的攝影機，在故鄉開拍。出於節約經費的考慮，劇組只找了2個專業演員，其他演員都由親人朋友完成。菅浩棟的父親、表弟成了這部電影的主要演員，母親充當起製片人的角色，就連八十多歲的姥爺也有戲份。影片的結尾有個衆籌名單，細看會發現裡面有很大一部分姓菅的人，都是菅浩棟的同族。
他又用2年做完電影的後期。在這部電影中，菅浩棟擔任了《夜幕將至》的編劇、導演、剪輯、字幕、拷貝出片、宣發路演等等，幾乎包圓了這部電影。
菅浩棟在這部電影上投入了3年時間，借了很多錢。他住地下室，海投簡歷找工作，一邊剪片子，一邊攢錢還網貸。
“不覺得很苦嗎？”我問他。
他說，“拍電影跟挖煤比起來一點都不苦。”
他的信念足夠堅定，當然他也足夠幸運。接踵而來的幸運，更像是信念感的結果。
2023年初，延期的平遙影展姍姍來遲，但是菅浩棟的電影《夜幕將至》在影展上一舉獲得了費穆榮譽最佳影片、迷影選擇榮譽、桐葉榮譽三項大獎，菅浩棟由此大放異彩，並在之後，成了壞猴子影業的簽約導演，這意味着，他拍片子再不用四處找錢了。
這部電影也被一個提前看過片的北大學生，推薦到了北京大學百週年紀念講堂放映。映後交流時，戴錦華分享她從這部電影中看到的我們某一種共同情緒的映照——“我們的迷惘、挫敗、不甘和小小的躁動，我們想全面地宣佈失敗了算了。但是，我們又依然有一種完全不能給它名字的動力。”
菅浩棟
菅浩棟用了十年時間，從黢黑的礦井走到了電影節的星光下。因爲熱愛一件事，因爲一無所有，所以只能奮不顧身地奔跑。以及，一個家境平凡，非科班出身的年輕人，終於在一個重名利、重資源的領域撕開了一道口子。
“後浪研究所”和菅浩棟聊了聊他走過的這一路。以下是他的口述。
葬禮
當我還在爺爺葬禮上的時候，北京的朋友打電話告訴我，我的行李都被房東扔出來了。
那年是2019年，我正好30歲。都說三十而立，但是我在事業和感情上仍然一無所有。
疫情剛開始那一年，我沒有工作，也沒有收入。哪兒都去不了，老家又很安靜，正好有時間靜下心來創作。我就一口氣寫了三個劇本。疫情放開後，我就帶着劇本跑各種電影節找投資，路演了一圈，結果一分錢也沒找到。
我原來是一個煤礦工人。2015年，我告別煤礦，帶着我的第一部長片《光盲》來到北京，一呆就是五年。這五年我一直在劇組做錄音師。但是想想自己最富裕的時候，一年只賺了5萬，將將夠吃飯交房租。
2018年影視業蕭條，一年只接了一個活兒，2019年就徹底沒活兒了。
租的房子也越來越偏，我從五環一直往外搬。先是搬到了通州，後來通州也住不起了，跟朋友們一起搬到了燕郊。
燕郊的房子是自建公寓，一個月400的房租，心想只當倉庫放東西也值啊，但是沒想到自建公寓違規，不許住了，我的東西全被扔出來了。
當時我正在山西忻州老家，爺爺的葬禮上。我是我爸唯一的兒子，我爸又是我爺爺唯一的兒子，這個時候我必須在他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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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將至》中的父子
我家的父輩都是煤礦工人。我原來是有個二叔的，但是很多年前二叔在礦井下作業，頂板塌了，二叔沒了。
爺爺下葬的前一天，我跟我爸去選墓地。正是隆冬的早上，野外起了大霧，斜坡上長滿了荒草。我看着我爸在那挖坑。覺得我爸一下就老了。頭髮少了，變白了，皺紋也越來越多。
平時從不見父親哭，但是在爺爺的葬禮上卻哭得像個孩子。那一瞬間我就意識到，我還有父親，但是父親已經沒有父親了。
可是，我已經30歲了，是到了一個該承擔起家庭重任的年紀了，但我還沒有立起來，我什麼都沒有。
人長大了，有些東西不像小時候，你可以對父母口無遮攔，想說什麼說什麼。他們本來已經很替你操心了，你說了他們未必能幫到你，反而會更讓他們擔心。很多事你需要自己去承受，比如你感受到的壓力、焦慮、迷茫。
作爲一個導演，拍電影是證明自己的一個方式，也是走出迷茫最好的方式。你只有不斷地寫，不斷地拍。當你把你的迷茫放到電影裡時，這個電影會回饋你一種確定性。
我是個很懷舊的人。我在北京的幾年拍了很多東西，存在兩個硬盤裡，但是那次扔行李，硬盤也丟了。想保留的一些東西一下就沒了。這個事情好像在暗示我，你不要留戀過去了，人應該往前走。
我就想我必須要拍新的東西了。我要拍一部電影，作爲30歲的自己獻給爺爺，獻給父母，獻給朋友的一部電影。
只有我拍出這部電影，他們纔可能懂我，懂一個回不去故鄉的年輕人的欲言又止。
《夜幕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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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花了半個月就寫完了《夜幕將至》的初稿。
寫這個劇本的時候，我已經回到了山西大同。我坐在樓下的咖啡店，耳機裡一直循環着騰格爾的《天堂》。我們那邊有個風俗，葬禮的最後都要放這首歌。我小的時候不喜歡聽這首歌，也不懂這首歌的含義。
但是在爺爺的葬禮上，這首歌讓我落淚。騰格爾對故鄉的情感，它裡面的每一句歌詞，深深地打動了我。
《夜幕將至》葬禮部分拍攝中
我寫這個劇本的時候，腦海裡全部都是對應的畫面。《夜幕將至》的場景對我而言十分熟悉，裡面出現的幾種交通工具都是我每次從北京回家要乘坐的。男主在回家路上經歷的也都是我曾經經歷過的——故鄉的人對自己事業感情上的深深淺淺的試探，以及那些尷尬的，令人失語的時刻。
剛寫完初稿時，我參加了一個學長的飯局。一起吃飯的有我以前在煤炭學校的校長。學長向校長介紹我，一個拍電影的。
校長驚呆了：採煤專業的咋出來拍電影的了？咱們學校還有這樣的人才呢？
於是我們產生了這樣的對話：
“你在哪個單位？”
“我沒單位，自由職業。”
“那你們挺賺錢的吧？”
“我們有戲拍纔有收入，沒戲拍就沒收入。”
“結婚了沒？房子是你買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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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還是單身。”
校長要加我的微信，給我介紹女朋友，讓我把我拍過的電影資料發給他。我就發了一個我的簡歷過去，後來就沒有迴音了。
我已經習慣這樣的結尾了。但是基於這些感受，我又修改了我的劇本。
劇本創作是一個人的漫長孤獨的旅程。把它拍出來就是另一個難題了。
我寫完劇本的第二個月就回到北京開始籌備。好幾個朋友都說要給我投一點錢，但是最後籤合同的時候又一個個沒下文了。
我在2015年拍了一部獨立電影《光盲》，當時用了很普通的設備，這次我必須從視聽上就要做到上院線的標準，爭取拿到龍標，我想讓更多的觀衆在院線看到我的電影。
但是拍攝的成本就會增加。我一開始想能不能通過器材合作入股的方式說服器材商加入，但是可能年底了，器材商也有很多商業廣告要賺錢，最後黃了。
我的經驗告訴我，找了這麼多年錢都沒找到，顯然現在是更不可能。所以我做好了自己花錢的準備。
《夜幕將至》拍攝現場
我一邊籌錢，一邊發組訊，搭建團隊，找演員。面試演員的時候，我也沒跟演員談片酬，當然也不敢談。
我想找的男主角必須會說山西話，臉部要留鬍子，有種頹廢的感覺。原本看好一個男演員，但是我也沒有十足的底氣去說服他來演，最後只能放棄，重新找人。
這部電影裡除了男女主是專業演員之外，絕大多數角色都是故鄉的親人朋友。騎摩托帶男主回家的是我的父親。公交車上的那個給男主蘋果的老人是我的姥爺，老人八十多歲了，記憶力不太好，拍了很多遍才拍完。
我的父母在我這麼多年的訓練下，已經習慣了我的鏡頭。我沒有告訴他們要演成什麼樣，他們也知道我想要拍什麼，他們沒有表演，就是在詮釋自己。
我學長給我投了一點錢，我又借了一些錢，還借了網貸。戲拍到一半的時候我的錢已經用完了。所有人都以爲我拍不下去了，開始不好好幹活。
我在想還有誰願意借給我錢。
想來想去我只想到一個高中的女同學。我開機前她聯繫我說，看到我這麼多年還在堅持做電影，遇到困難可以跟她說。
我們只是一起讀了半年高中，十一年沒聯繫過了，但是我最後還是給她打了個電話。
她問我需要多少錢。我也沒敢多說，說多了怕把人直接嚇跑，但是說得太少，又解決不了我的問題。我就說大概六七萬吧。
結果第二天就收到了我同學轉過來的六萬塊錢。後來我用這筆錢給劇組的人發了勞務費。
就這樣我們在忻州老家零下20多度的天氣裡，花了20天拍完了《夜幕將至》，我職業生涯的第一部院線標準的長片。
礦工的耐力
一部電影能拍完，不是萬事俱備就等你揭開那個紅布的，世界上沒有那麼好的事。它不是一次短跑，是一場馬拉松，十分考驗一個人的耐力。
2020年年底殺青以後，我又來了北京，花了兩年的時間才完成了《夜幕將至》的剪輯和後期。我一個人做編劇、導演、剪輯、字幕、拷貝出片、宣發路演等等，幾乎包圓了這部電影。
這兩年我沒有在北京租房子住，有時候就住在朋友公司的地下室，除了每天三頓飯，別的基本都不買。我要攢一些錢還網貸。
爲了還錢，我應聘過短視頻公司的剪輯。但是隻幹了5天就被解僱了，理由是“不適合”。
我想我確實不適合。短視頻的剪輯節奏跟我剪電影是完全不一樣的，各種酷炫的音效包裝我也做不好。我每天干着公司的活兒，還想着自己的劇本。
後來網貸也逾期了，那真是我最難熬的一段時間。當人在迷茫的時候，你會對玄學產生巨大的興趣。那個時候我經常聽王德峰講哲學，講關於命理的東西。
《夜幕將至》中男主人公找人算命
過年回家，我去看望《光盲》的男主角，也是我的本家親戚廣順二爺。他是個盲人，年輕的時候靠按摩過活，年前剛生完一場大病，身體大不如從前。他從上衣口袋摸出200塊錢，非要塞給我，說“你拍電影不容易，算二爺贊助的。”我看到他壞死的雙眼溢出了眼淚。
我沒要。我都三十多歲了，怎麼能要一個孤寡老人的錢。回到家我跟我媽說起這件事，沒忍住哭了。
生活的苦難，讓人心變得異常柔軟。
或許是下過礦的原因，也或許是在農村吃過苦的原因，我從小就耐力好，承受力強。
2014年，我爲了籌備《光盲》，曾經去煤礦上了一年多的班。
在煤礦上班的菅浩棟
煤礦的工作每個月三班倒，十天一換班，每天都要下到500米的深井下作業。我當時所在的小組是掘進隊，主要負責給煤層開闢巷道，這樣機器設備才能進去，就相當於打隧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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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到上夜班的時候，我們半夜12點下井，第二天中午12點上來洗澡吃飯，太累的時候人是休息不好的，所以我每天又酸又困。
下礦幹活對身體的消耗又很大，我下去的時候會帶點火腿腸和方便麪，吃東西越快越好，這樣吃進去的煤灰會更少。
但是偶爾我也會陷入迷茫。《肖生克的救贖》裡安迪是被困在監獄，我是被困在煤礦。雖然每天都要下井，但是我還是想拍電影。後來我就像《夜幕將至》的男主那樣，找人算命，那個人算完之後說我一年後會離開煤礦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讓我做好一個計劃。
果不其然，第二年我帶着我在礦上工作攢的五六萬，離開了煤礦，拍完了《光盲》。這部長片後來成爲我進入電影圈的投名狀。我藉此來到北京，認識了一羣志同道合的朋友。
回頭一想，對一個採礦的人而言，煤礦精神就是開拓精神，話不多說，幹就完了。這也深深地影響了我，讓我在拍電影遇到困難的時候，沒有那麼輕易放棄。
“坑底”的勇氣
我的父親曾強烈地反對我從事電影。
父親是個很務實的人，他想讓自己的兒子沿着他的路走下去——成爲一名礦工。
十幾歲的時候，我不得不在父親的堅持下去煤炭中專上學。那些年山西的煤炭行業很好就業，你只要學了這個就能安排工作，一個月大幾千的工資拿着。
菅浩棟在拍攝現場給父親說戲
我在煤礦工作過，深知這個體制的殘酷。你在體制內沒有資源背景，你可能一輩子就只是個礦工。對我而言，這比我做電影更殘酷，更難。
在煤礦怎麼體現你的才華呢？你得拍馬屁，找關係，你的地位才能提升。但是我的父親就是個普通的工人，我何時才能在煤礦出頭呢？
那真是暗無天日。
但是，當我第一次在大銀幕上看到《貧民窟的百萬富翁》以後，我就對電影爆發了巨大的興趣。原來現實中實現不了的東西我可以在電影裡過把癮。那實在比學採礦有意思多了。
沒遇到電影之前，我在學校宿舍天天打遊戲，但是遇到電影以後，我十年都沒碰過遊戲了。
後來我知道了一個叫賈樟柯的山西導演也是從汾陽走出去的，考了3年才考上北電。我覺得我也可以試試。於是我買了一臺DV開始了我的電影生涯。
對科班出身的人而言，你在一個專業的環境裡學拍電影，你得用好的設備去拍，所有的資源都到位你纔會開始。
我不是科班出身，沒有資源，沒有背景。我身邊還有很多認識的朋友基本上都不是學電影的，但是非科班出身的人，確實有一種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感覺，你也不知道其中可能會有什麼坑。當然我不怕自己掉到坑底，因爲我已經在坑底了。
我也不會因爲技術的東西制約我的創造力，沒有那麼多顧慮。我堅信如果你真的有才華的話還是有機會被大家看到的。
《夜幕將至》路演現場
對於拍電影，我擁有的就只是一種勇氣。我們進入這個行業的時候就沒擁有過什麼，那我們拍了之後又能失去些什麼呢？最多可能就是會有一些負債，但是起碼我還留下一部電影。
2023年1月，我帶着《夜幕將至》來到平遙電影展。最後我們獲得那屆影展的最佳影片。頒獎的時候，我從賈樟柯導演和甯浩導演手中接過獎盃。
我從平遙電影展拿獎回來，參演過的老鄉們想看這部電影。大年三十兒的晚上，我就在我家電視上放給他們看，大家邊嗑瓜子邊抽菸邊聊天，坐了一屋子的人，有的人看困了就回家了，只有我媽完整地看完了。
我是她的孩子，她曾經因爲我冒着生命危險去煤礦上班，內心是那麼痛苦。看完電影，她沒有說什麼，但我相信她一定懂我了。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後浪研究所”（ID:youth36kr），作者：張晶、薇薇子，36氪經授權發佈。